中國先秦史上,從杞人憂天開始,到孟子提出“生于憂患、死于安樂”,中華民族自原始社會到春秋戰(zhàn)國,為爭奪土地、各種資源而逐漸融合成大一統(tǒng)的中國。也產(chǎn)生了較為原始、但在當時難能可貴的“憂患意識”。自孟子以“生于憂患、死于安樂”形成一種理論。我認為,孟子,是中國“憂患文化”的創(chuàng)始人、奠基者。
自秦以降,歷代統(tǒng)治者為擴大疆域、保家衛(wèi)國而勵精圖治,人們逐漸安居樂業(yè),由群居、部落、氏族而形成家-----國式的“風險分攤體系”后,封建社會中的憂患文化就演化成了“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,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”。由于小農(nóng)經(jīng)濟的自給自足、風險較小,憂國,“位卑未敢忘憂國”,其實是民眾對家國安全的一種期望,因為個體依附群體而存在。而漢代萌芽的“曲突徙薪”的風險防范意識,則在自給自足、風險較小的環(huán)境下沒有形成文化主流。
人民形成了“人無遠慮,必有近憂”的憂患意識,但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 的樂不思蜀心態(tài)依然并存。
直到近代,有識之士在憂國意識中終于喊出了“國家興亡、匹夫有責”,喚醒了普通民眾個體對保險主體(家、國)的憂患與責任意識。
隨著科技進步,各種新型風險與時俱進,充斥了社會各個角落、系統(tǒng)。社會分工細化打破了中國傳統(tǒng)的風險分攤(擔)主體,大家庭也演化成小家庭,個人也面臨更多已無力承擔的多種與時俱進的新型風險,而民眾卻嚴重缺乏應有的風險、憂患意識及必要的防范手段。
我們必須從傳統(tǒng)文化的束縛中解脫出來,在消費者、在公民意識中應該充分發(fā)展一種“不安全文化”,學會與常態(tài)的風險共存,并在日益進步的安全防范中居安思危,增強防災防損的信念及常態(tài)的保險消費習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