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革開放后，中國出現一個特殊現象：人口由農村向城市流動。人們習慣上稱這些進城的人為“民工”。他們沒有從事投資經營的資本，只有廉價的勞動力。他們當中許多人缺乏教育背景，只能從事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工作，特別是那些“累、臟、險”的工作。據統(tǒng)計，從1982年到2000年近20年的時間里，農村向城鎮(zhèn)轉移人口2．05億人。今后20年，農村向城鎮(zhèn)轉移的人口量將可能達到3．3億。

　　城市中臟、累、苦的行業(yè)，如建筑、清潔、搬家等，從業(yè)者大部分是民工，民工給城市居民帶來了方便和舒適。但是，近年來民工工資被拖欠、克扣現象普遍存在，而且呈現出越來越嚴重的趨勢。有的民工辛苦一年，年底老板跑了，只好兩手空空回家。民工得不到工資而引發(fā)的糾紛時有發(fā)生，一些民工甚至不惜以死相爭。更令人擔憂的是，民工在從事各種危險性工作時，他們的職業(yè)安全能否得到可靠的保障依然是一個充滿懸念的未知數。

　　如上海市外來務工人員傷亡事故一直居高不下。上海市政府主管安全生產的一位副秘書長介紹說，由于受到地域文化的限制，加上安全意識的缺乏，特別是部分用工單位片面追求經濟效益，忽視對民工的安全教育和安全培訓，再加上安全管理不明確、現場監(jiān)督不到位、安全措施不落實，導致外來務工人員傷亡事故居高不下。據初步統(tǒng)計，今年1至5月份，上海市外來務工人員共死亡67人，占上海市安全生產事故死亡總人數的60．4％。

　　然而，各國現代化的歷史經驗證明，實現社會公平，首先要從保護弱勢群體做起。未成年人、老年人、殘疾人是弱勢群體，消費者是弱勢群體，我國已經為保護他們的權益制定了專門的法律。

　　在我國，民工也是弱勢群體，可是現在還沒有保護他們的專門法律。而且，需要指出的是，有關部門迄今為止還沒有提出保護民工合法權益的立法計劃。

　　一些專家指出，民工的職業(yè)安全，主要指民工從事某項職業(yè)的人身權和生命健康權應依法得到安全保障。然而，現實生活中，民工的人身權往往被隨意踐踏！

　　據報道，去年以來我國各地接二連三地發(fā)生了針對民工、特別是女工的非法搜身事件，更有多起包括在首都北京發(fā)生的“黑保安”打死民工的事件，發(fā)生之頻繁、情節(jié)之惡劣、后果之嚴重，讓輿論和公眾深感震驚。

　　民工遭非法搜身事件的一再發(fā)生，一方面反映了某些企業(yè)主憲法、法律意識的極端淡薄。另一方面，也應引起人們對民工群體弱勢地位的極大關注；民工忍屈受辱被強行搜身時，多抱有怕丟掉工作、證明清白的心理。對此有關人士呼吁，在增強民工權利意識的同時，有關政府部門應加強行政監(jiān)督管理職能，對民工的人身權利更應給予切實的法律保障。

　　民工的生命健康權受到侵害時也往往無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。據悉，在珠江三角洲打工的青年民工中因工斷指、斷臂、斷腿的傷殘人員數量非常驚人。去年9月，深圳某報以“斷指呼喚安全生產”為題，報道了令人心痛的消息：主要生產電風扇及運動器材的深圳沙井黃埔青海電機廠，1000多名職工在不到半年時間里，就發(fā)生40多起員工斷指事件。由于這家企業(yè)沒有給打工仔辦理工傷保險，廠方只給了部分賠償，不同意支付工傷辭退金，斷指的打工仔們對此不滿，四處上告。因為打工仔因工致殘的官司不斷增多，在廣東出現了一些專門為打工仔打官司的律師，被媒體爆炒的周立太就是其中比較出名的一個。據周立太介紹，他手中正在打的官司有700余宗，絕大多數是打工仔斷指、斷臂、斷腿、癱瘓的工傷案例，其中有85％左右是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案例。

　　造成民工頻頻遭遇安全生產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一些了解內情的人士認為：其一、部分雇用民工的企業(yè)機器設備陳舊、落后、老化，經常出故障是造成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前面提到的沙井黃埔青海電機廠資方代表紀榮東，在檢討該廠40多名員工斷指的原因時承認，“沖壓器械存在安全性能老化的問題，沒能保證員工的勞動安全”。其二、培訓不足、倉促上線也是頻頻出現安全事故的原因。對于各工種需要進行哪些培訓，國家有明確規(guī)定，但很多企業(yè)不予執(zhí)行。法制報8月3日報道的李安林的遭遇就是典型一例。其三、勞動強度太大、加班時間太長、嚴重超時、疲勞上崗也是發(fā)生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。企業(yè)普遍采用的對員工包吃包住的形式，員工伙食差、營養(yǎng)不良，工人基本工資低，只能靠加班增加收入，而且加班費都很低。工人夜以繼日加班加點，因而疲憊不堪甚至出現暈厥，導致工傷事故接連不斷。失去雙臂、曾經創(chuàng)全國工傷索賠額最高341萬元的女工劉濤，就是在連續(xù)加班后，倒在了梳棉機上被絞掉了雙臂。國家規(guī)定每個月加班不能超過36小時，而劉在出事故之前的19天時間里加班達到了78小時。

　　應該特別指出的是，民工自身對職業(yè)安全的保護意識的缺乏也是誘發(fā)安全事故、導致安全事故發(fā)生后處理困難的一個致命原因。記者在對雙目失明的李安林采訪時了解到，李安林在外為人開車打工十多年，只有一次在用工部門的要求下，才與其簽訂過一回書面的勞動協(xié)議；其余的都是口頭協(xié)議，約定的也僅僅是工資方面的內容。這在民工當中是一個帶有共性的問題，民工們在勞動過程中，第一位關注的是工資，安全保障要求和依法自我保護意識十分薄弱。某家法院曾對該轄區(qū)內的50位民工做過調查，請他們回答“你對工地或工場上這些簡陋的設施感到擔心與否”時，46人的回答是：沒有考慮過，只考慮工資高低和是否能兌現；問有無上崗證，50人全部回答：無；對于“你對建設部門要求持上崗證才能從業(yè)贊成與否”這個問題，47人回答：不贊成，理由是：太麻煩，受人限制，還要交一筆費用；對于“出了事故后應由誰來負責”的提問，有27人認為誰操作出現錯誤誰來負責，5人認為為房主或業(yè)主干活，應由他們負主要責任，還有3人認為要看具體情況而定。

　　在今年的“兩會”上，民工的職業(yè)安全保障問題已引起了廣大的人大代表和政協(xié)委員的關注。代表和委員們認為，民工屬于弱勢群體，其相關權利往往只有通過政府的幫助才能得到保障。有關部門應當加強對民工勞動力市場的管理，注意對勞動保護產品生產、工地安全防護措施和民工安全教育培訓的檢查，對安全不達標的用工單位應不準其生產，并加大對其的經濟處罰，督促其加強安全生產管理。